對無限的鄉愁
作者：吳俞萱
出版社：斑馬線文庫
出版年：2021年
語言：繁體中文
頁數：144
國際書號：978-986-06863-2-6
【書籍簡介】
愛的尺度，就是毫無尺度去愛。女巫詩人吳俞萱的閱讀札記，每一篇都是愛的追獵。
吳俞萱無法停止去細究愛人的深處──顧城、沙林傑、席勒、河瀨直美、貝克特、小津安二郎、卡夫卡、孟若、安部公房、荷索、五十嵐大介、莒哈絲、柯札克、大衛林區、荷塔慕勒──細究那些繁複而神祕的心靈邏輯、語言難以駕馭的詩意狀態、深刻而幽微的美學形式。
《對無限的鄉愁》是以一種刺點分析的書寫方式來回應那些刺痛吳俞萱的愛人。追憶它們、為了深入它們而啟動的對話狀態，是她對無限的鄉愁。
【作品選錄】
〈往回走，為了看見未來〉
爆炸了。他們從夢中驚醒，不知道要逃。走到陽台，看見遠方的紫紅色大火。他們轉身，叫醒孩子。一起回到深黑的天空下，守著奇異的光芒。從沒想過，死亡看起來如此美麗。他們告訴孩子：「看看吧，你會記得它，直到生命的盡頭」。消防隊員趕去滅火，幾個小時以後，全身水腫。沒有別的醫法，只能灌下大量的牛奶。逃也來不及了。他們不知道自己活不過十四天。下葬的時候，腳腫得無法穿上任何尺碼的鞋子。這座城市的表面將被鏟起、動物將被射殺，全部埋進一個洞穴。倖存的人也將被連根拔起，走到半途倒下、入睡不再醒來、生下畸形的嬰孩。一個接一個死掉，不會有人在乎，因為不會有人想跟死亡靠得那麼近。
可是，她走近了，走向末日的劫餘。1986年，車諾比核災發生，各國記者爭先報導蘇聯共產體制的弊端、核能反應爐的設計缺陷、核電廠操作員的執行不當、高放射性物質的危害程度……，白俄羅斯記者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選擇走近救災士兵、遷居難民、前共黨官員，紀錄他們面對絕境的禱告和懺悔：離家之前，把自己的名字寫在房屋上；離家之後，夢見自己回家整理床鋪；看見懷孕的狗而嫉妒；相信開槍的是人，提供子彈的卻是上帝。亞歷塞維奇用了十年整理這些口述歷史，在1997年完成《車諾比的悲鳴》，得到2015年的諾貝爾文學獎。
授獎的瑞典學院認為亞歷塞維奇探索蘇聯及後蘇聯時期民眾的情感和靈魂歷史，超越了新聞報導的格式，開創獨特的文學類型──多重人聲拼貼──為當代的苦難和勇氣樹立了紀念碑。對亞歷塞維奇而言，結合「訪談紀實」的寫作形式，原本就是俄羅斯的文學傳統：「每個人身上都有故事，將不同的聲音組成一個整體，這是掌握時代的一種嘗試。」1985年她的第一部作品《我是女兵，也是女人》訪問那些投身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蘇聯婦女，同年出版《我還是想你，媽媽》呈現蘇聯反抗德國納粹入侵的戰爭底下倖存孩童的純真自述：「我們家正好孵出一窩小雞，我怕牠們被弄死」、「房子，別著火！房子，別著火！」、「我深夜打開窗子，把紙條交給風」、「一把鹽，這是我們家留下來的全部」。
1991年出版的《鋅皮娃娃兵》聚焦於蘇聯入侵阿富汗導致的十年戰爭，採訪參戰的士兵和他們的家人。書名源自那些守在家鄉的母親，遠遠望著一列列鋅皮棺材，深怕自己的孩子躺在裡頭。這部作品問世，遭到軍方和共產黨抨擊，1992年，亞歷塞維奇受到政治法庭審判，因國際人權組織的抗議而中止。此後，她的新聞報導被打壓、私人電話被竊聽，不得不在2000年離開自己的國家，流亡法國巴黎、瑞典哥德堡和德國柏林等地。2013年的新作《二手時代》採訪俄羅斯居民在蘇聯解體後的生活轉變，各篇藉由「過去……現在……」的敘事結構，凸顯人們活在「用過」的語言、文化和意識形態之中，沒有創新的生活目標和生命想像。
戰爭連綿、帝國垮臺、社會主義崩潰，無論蘇聯還是俄羅斯時代，都是鮮血橫流、屍骨遍地。亞歷塞維奇說，那是劊子手和受害者之間的永恆對話：「每個人都有這些故事，每個家庭都能述說痛苦。我常感到困惑，我們是誰？為什麼我們所歷經的苦難，無法轉變成自由？這對我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為什麼被奴役的意識，總是佔了上風？為什麼我們寧可為了物質利益，放棄自由？或是像過往的歷史那樣，因為心生恐懼而犧牲了自由？……我擔心的是，這條恐怖的路，我們要走多久？一個人還能承受多少創傷？」即使，「在我們的時代，很難當一個誠實的人，但是，沒有必要屈服於極權仰賴的妥協。……我出身蘇聯的傳統，身為作家，我必須為人民說話。」
亞歷塞維奇說：「我一直在尋找一種體裁，它將最適合我的世界觀，傳達我的耳朵如何傾聽丶眼睛如何看待生命。」透過「人類的聲音自己說話」，每個人的口頭言語紀錄國家歷史，同時講述自己的生命故事，這種創作體裁，她稱之為「文獻文學」：「今天，當人和世界都變得如此多面和多樣，藝術中的文獻檔案也變得愈來愈令人感興趣，而藝術本身則常常變得無能。文獻檔案使我們更貼近現實，因為它捕捉並保存原原本本的東西。……根據這些材料寫了五本書之後，我宣佈，藝術不能理解很多關於人的事情。」亞歷塞維奇選擇面對未知，尊重任何情感的涵義，保護它們內部的變化，並且不將她個人的情感和評斷置入一個敘事體系，「文獻文學」的透明客觀，就像蘇珊．桑塔格在《旁觀他人之痛苦》所說：「人們面對暴行，期待的是見證的重量，而非藝術的玷污──藝術在此等同於虛偽或矯飾」。
然而，句子若是思想存在的條件，作家開展句子的方式塑造了作家自身，那麼，亞歷塞維奇未曾寫下任何一個句子，僅僅複寫他人的獨白和沉默，她的創造性如何體現？其實，她的作品並非單純的文獻檔案，她紀錄而來的「每五個訪問，擷取其中一個。而任何一個採訪對象至少錄製四捲錄音帶，整理出一百到一百五十頁的訪談內容，最後只用大約十頁。」她的創造性體現於材料取捨的眼光和敘事結構的掌握，若以《車諾比的悲鳴》為例，亞歷塞維奇展示了外在的暴力停息、內在的暴力繼起的那一瞬間，受難者的記憶不斷帶著他們重返記憶的幽影──那些來不及看清、來不及理解就在心上鑿入驚愕和恐懼的印象：女人躲到樹叢，用磚塊敲自己的頭；眼見持槍的勤務工抓起初生的嬰兒，一把扔出窗外；帶馬去殺掉的時候，牠們哭了起來……
這些苦難的記述構成了我們閱讀的一種震撼：我們落入每一篇敘述者「我」的言詞之中，我們不再是單獨的自己，我們是與故事相關的每一個人，承擔他們的情感流向。但是，撕心裂肺如此真實強烈而事件全貌逐漸模糊渙散，此刻我們才懂得亞歷塞維奇說自己不是一個冷靜的事件紀錄者，她的心永遠停留現場。她渴望再現的並非事實真相，而是受難者如何在身心動盪之中把握情感的真相：捨命抓住的是什麼？孩子、逝去的愛人、公寓的門、沒有歌詞的歌、不復存在的祖國……。荒謬暴力的極權統治一再否定個體的生命意義，而亞歷塞維奇的訪問清晰逼現了他們生命斷裂之際乍然浮現的存在歸屬，也就是一無所有、退無可退的生命察覺了自己的存在底限，在無家可歸的時候找到了「家」──那已然失落、終將失落的精神依歸。
受難者的獨白慢慢托出他們的精神依歸，來回補綴和探問：「我不應該講……但我還是要告訴你」、「你明白我在說什麼嗎？」亞歷塞維奇在書中保留了他們急切叮囑的重複語句、刺痛椎心的空白停頓、無以為繼的悵然懸止……，他們的言說和沉默、自我表述和自我諦聽的交相鼓動，構成了一個個情感漩渦。他們投入一個漩渦，面臨崩潰邊緣又將自己推落下一個漩渦，反覆襲捲自身的生存狀態。我們無法在字裡行間讀到亞歷塞維奇的提問與回應，那使他們的獨白更顯無助和瘋狂，一如孤獨的殘響，無法不墮入虛無。她的敘事佈局和篇章擺放次序，隱然呈現她對情感張力的精準堆疊和節制收束。
而且，她的「多重人聲拼貼」除了反應戰爭和威權的暴力，還反思了新聞報導和歷史論述的生產過程。她說：「歷史只對事實感興趣，而把感受排除在真實之外」，她感興趣的，「不是事件，不是戰爭，不是車諾比，不是自殺，而是人類在我們自己的時代發生了什麼事。」於是她收集千種聲音和命運的創作行動，源於一個自我去碰觸另一個自我的過程所引發的情感波動。無意反映客觀事件，而是匯聚個體的意見和行動來揭露歷史建構的特定角度。相對於展示有限的歷史事件，亞歷塞維奇嘗試展現歷史的另一個維度：同一事件為不同個體開啟的無限存在歷程。
過去不曾消失，甚至還沒過去。她寫下的苦難、掙扎和冀望，這些不是遠方的歷史，而是我們共有的現實。亞歷塞維奇說：「整個世界處於危險之中。恐懼成了我們生活裡的一大部分，甚至比愛更大。我們都需要勇氣來繼續生活，希望我們都擁有足夠的勇氣。」她所承擔的，並非單純的創作者責任，而是一個人之所以為人的責任。責任（responsibility）意味著回應（response）的能力（ability）：承擔我們的存在、回應我們的存在，不放棄對抗那把從未放下的刀斧。
【評論與迴響】
「對愛的追憶追索，沒有窮盡。《對無限的鄉愁》是愛的奇觀、愛的無與倫比、愛的洪荒。她奔向超越任何定義的愛──愛的定義可以無盡的重複更新，或者定義從來就是沒有邊界的。她寫：『創作者的強勢和才華，從來就不只是雕刻一個故事，而是伸長了虛幻的手臂，雕刻讀者的靈魂。』但或許不僅於此，吳俞萱同時也雕刻了讀者的愛吧。」